前言
《COVID-19法》之第7条文规定，任何一方或多方无法履行“任何合同义务”，不应引起另一方或多方行使其在合同下的权利，前提是：
（甲）该合同义务的完成时限落在2020年3月18日到2020年12月31之间；
（乙）该合同属于该法第二部分附表规定的合同类别（以下简称“附表合同”）；及
（丙）该合同义务因《1988年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法》（简称“PCID法”）规定、落实或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而导致缔约方无法履行合同义务。
然而，该法第7条文的措词是否足够涵盖到附表合同下的付款义务？让我们来检视第7条的的几个关键字眼：
“任何合同义务”
该法第7条文中“任何合同义务”的措词字面上足以涵盖到附表合同中付款的义务。
第7条文选择如此广泛的字眼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 立法者试图扩大适用范围，以覆盖更多的合同（1）；
• 呼应该法的目的，即帮助受抗疫措施影响的人们。
“由于根据PCID法规定，落实或采取来控制或防止COVID-19传播的措施”
第7条文只适用在“由于根据《PCID法》规定、落实或采取来控制或阻止新冠肺炎传播的措施”而无法履行的义务。
如果合约各方声称自己是由于《PCID法》的抗疫措施而面对财务困难，所以无法付款，那么该法第7条文还适用吗？
好消息
遏制新冠肺炎的措施包括实施行动管制令（MCO），加强行动管制令（EMCO）和有条件行动管制零（CMCO）。这些措施会影响生意交易额，并导致商家面对资金问题，而无力支付欠款。那么，第7条文适用。 在一般情况下，财务困难不被接受为不可抗力事件或普通法合同落空原则的依据，但基于《COVID-19法》是社会性法规，我们在诠释《COVID-19法》时应采取不同的解读方式，以达到该法旨在为合同提供法律保护，以及为受疫情影响的人士提供更多生机的。
这个诠释第7条文的方式与《COVID-19法》的其他规定相符，皆以为违约方提供了临时救济方案为中心。该法类似的规定，如：
（甲）第23条文–针对在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所拖欠的款项收，租购合同的物主不能回以租购协议中的物品
（乙）第26条文–针对在2020年3月18日之前签订的赊销交易协议，如果买方在2020年3月18日之前无逾期欠款，信贷机构则不得启动任何法律程序向买方追讨赊销交易协议中应支付的欠款总额。
（丙）第30条文–房产扣押令不能包括在2020年3月18日至2020年8月31日期间拖欠的租金。
（丁）第34条文–如果购房者由于《PCID法》规定的疫情防控措施未能在2020年3月18日至2020年8月31日期间支付任何分期付款，发展商不得就该未付的分期付款向购房者征收任何滞纳金。
提醒
我们须谨记在债主与欠债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重要性。
若《COVID-19法》之第7条文遭到滥用，债主也许直到年底才有望根据附表合同收到拖欠的款项。
与新加坡的《2020年新冠病毒（临时措施）法》之第5条文不同之处，我国的《COVID-19法》之第7条文并没有涵盖以下的措施来保护债主的利益：
（甲）无法履行义务的主要原因必须是由新冠病毒事件引起的；
（乙）欠债人若要援引第5条文的保障，则需要向债主、担保人或任何相关人士发出通知（欠债人可撤回通知并取消第5条的保护）；
（丙）债主有权向主簿官申请任命“评估人”，以决定所涉案件是否能援引第5条文的保障。
在缺乏如新加坡的机制下，第7条文中如此广泛的用语将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因此，我们需要法庭诠释第7条文，以提供参考。